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卓越，指挥艺术深邃，堪称军事天才。他的一生，指挥了无数辉煌的战役。在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曾向毛泽东表达由衷的敬佩，特别称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认为这些战役与世界上任何伟大战役相提并论。对此，毛泽东并未显得过于自豪，他轻轻摇头，微笑着回应道：“三大战役算不上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虽然在战役的规模和成果上不如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那么震撼，但毛泽东却将其视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那么，为什么他如此推崇这场战役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四渡赤水的胜利彰显了毛泽东在指挥上的绝顶智慧和深刻的战术思维。
四渡赤水是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极其灵活的战术，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将被动局面转化为主动，并成功实施了战略突围。战斗的核心是在短短三个月内，红军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跨越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在敌军的重兵集团之间，始终保持着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准确预见敌情，不断制造战机，给敌人重重打击，最终大规模歼灭了敌军。
这场战役始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恢复了指挥权。遵义会议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审时度势，巧妙地指挥了这场改变战局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红军不仅歼灭了敌人三万余人，还成功俘虏了3600人。最终，四渡赤水不仅成为长征中的一场经典战役，更成为了整个中国战史上一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
展开剩余75%然而，在我军的历史中，除了四渡赤水，还有许多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战役，其中有两场尤为典型，分别是贺龙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和刘伯承指挥的七亘村两次伏击战。
乌蒙山回旋战：
1936年3月，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到达回水塘时，发现敌军的封锁和追击形成了严峻的局面。南进的道路被重兵封堵，西侧又有滇军在布置围堵，原地停留意味着即将陷入包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贺龙和萧克等领导果断作出了一个决定，率领部队进入乌蒙山区，展开游击式的回旋战。
贺龙巧妙地利用乌蒙山区地形复杂、人口稀少、森林茂密的特点，红军不断调整位置，时而向东，时而向西，牢牢牵制敌人的行动。敌军总指挥顾祝同一度被搞得迷失方向，命令不断调整，甚至连自己的部队都无法指挥得当。与此同时，红军则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一方面寻找突破口，另一方面逐渐歼灭敌人。在长达一个月的战斗中，红军成功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场战斗历时一个月，跨越千余里，战士们打趣道：“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走带打，牵着敌人鼻子走，把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战后，毛泽东见到贺龙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就连我们自己都转晕了头。”毛泽东的赞扬，正是对这场战役指挥艺术的最佳肯定。
七亘村两次伏击战：
在我军的战史中，经典的伏击战并不罕见，但像七亘村这样在同一地点三天内两次设伏的战例，却极为少见。而此战的精妙之处，则体现在刘伯承对兵法的灵活运用，特别是“用兵不复”这一经典兵法原则的逆向操作。
1937年10月25日，刘伯承带领参谋人员在七亘村侦查地形时，发现村附近的道路宽度不到两米，南侧有一高约10米的土坎，北侧则是几十米深的山沟，极适合设伏。根据情报得知，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正在向平定进犯，并且有一支辎重部队停留在距离七亘村仅十几里的地方。刘伯承预判敌军必然通过七亘村，因此决定设伏袭击。
在陈赓的指挥下，伏击圈迅速设立。10月26日清晨，日军辎重部队按计划出发，八路军让敌先头部队通过，待敌人的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发起攻击。敌军毫无防备，被迅速击溃，留下300余具尸体和大量骡马及军需物资，狼狈逃窜，我军仅伤亡十余人。
然而，刘伯承并没有就此罢手。在第一波伏击胜利后，他决定再次设伏，因为日军急需物资，七亘村是其必经之路。根据“用兵不复”的兵法，刘伯承反其道而行，再次在同一地点设伏。10月28日上午，日军辎重部队再次出现在七亘村，尽管敌军有所防范，但我军沉着应对，成功再次发起突袭。虽然部分敌军因天气原因和更为严密的防范措施逃脱，但依然留下了大量尸体和物资。
七亘村的两次伏击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展示了刘伯承的出色指挥艺术和兵法深度。这场战役被载入世界军事史册，成为经典的军事教材。
总的来说，我军战史中还有许多其他经典战役和精妙战术，每一场战役的背后都折射出指挥员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战术智慧。这些战例，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军事史中难得一见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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